本报记者 张磊
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卫生应急事业发展，2003年的SARS疫情是一道抹不去的印记。这场始于新发传染病，却引发政治、经济、贸易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中国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到卫生应急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全面启动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在更宏观的视野下，SARS不仅成为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视卫生为“一种支出，而不是投资”的认识，卫生不再被看作“资源消耗”，而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推动力”。
后SARS时代，在历经四川人感染猪链球菌病、汶川特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害、北京奥运会卫生保障等一系列重要事件的磨砺后，中国卫生应急的决策和处置等能力的不断提升亦引发全球瞩目。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我国卫生应急正走出国门，在展现中国力量的同时，也为全球卫生应急树立起中国标杆。
《健康报》在记录
2003年5月13日，《健康报》头版报眼刊发消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今起实施》。《条例》是我国首部专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法规，其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卫生应急工作走上了法治化轨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2008年5月13日，汶川地震翌日，《健康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汶川发生7.8级地震》，5月14日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抢救生命》，《健康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赴汶川灾区，对救援工作进行深入报道。
2014年9月16日，《健康报》头版刊发消息《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开赴塞拉利昂》，我国政府派出59名（后增至62人）工作人员组成首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
理念的划时代转变
“15年了！”初冬的暖阳洒进屋内，坐在办公桌旁的杨维中感叹道。作为中华预防医学会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维中曾参与了SARS、人感染猪链球菌病、H7N9禽流感等多次重大疫情的处置工作，见证了中国卫生应急从势单力薄到逐步壮大的全过程。
“SARS疫情前，我国尚未设置专门的卫生应急机构或部门，应急准备不足，传染病疫情也不对外公开。出现突发事件，通过临时动员组织力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也成功处置了多起突发事件。”杨维中坦言，面对SARS这种严重院内感染和快速跨国传播的新发突发传染病，这些老办法不灵了。
“临时性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模式，面对单一卫生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应付，应对日趋常态化和多样化的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则超越了卫生系统的职权范围，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跨职权等特点。”杨维中说，缺乏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机构，不仅可能耽搁应对的最佳时机，也无法开展有效的应急准备并进行持续的应对评估和事后改进。
这一切为SARS早期处理效果不佳埋下了伏笔。在杨维中看来，短短数月但冲击力极大的SARS疫情为中国政府和社会乃至全世界进行集体反思提供了重要契机，人们开始对唯GDP导向的发展思路、公共卫生系统投入不足与职能的长期弱化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疫情过后，中国政府着重从两大方面开展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首先是立规矩。”杨维中说，具体而言，是全面建设保障卫生应急组织功能有序运作的各种法律、制度。在诸多法律法规中，国务院于2003年5月9日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是一项非常时期的特别立法，是中国卫生应急法律体系的开篇之作，承载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杨维中说。
《条例》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厘清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条例》出台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和称谓在我国并不普遍，以往常常是根据事件的性质将其称为“传染病疫情”“食物中毒”“职业中毒”等，并采取相应措施。然而，对于SARS这类新发传染，人们需要一定时间来确定其病原体、致病机制等，但防止扩散、减少其造成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危害却是刻不容缓，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基于此，《条例》在总则部分第二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定义：本《条例》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并针对上述特点制定了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有效预防和应对措施。
4年后的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标志着上至宪法和法律，下至技术方案和标准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中国卫生应急法律体系的完善。
人财物全面提升
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另一重点是加强卫生应急管理、专业技术机构的建设以及人、财、物、信息、技术等应急基础资源和设施建设的投入。
2003年，我国尚缺乏专职的现场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多数情况下是临时选派人员开展现场调查和处置，技术手段单一，现场应急工作难以稳定地取得理想效果。SARS后，我国开始着手组建专职的现场卫生应急队伍，各地相继建立了以现场应急处置人员为主的卫生应急专业队。但此阶段尚处于人员配置相对固定化的较低层面，能力培训和装备配置仍旧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
2010年，原卫生部开始统筹和加强全国的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对各专业应急队伍的人员组成、装备配置和能力培训提出了要求；同时在全国布局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的建设工作。目前，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总数超过30支。
杨维中表示，SARS不仅促使全面启动中国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工作，也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和学术界对中国卫生应急相应理论研究的热潮。卫生应急作为整合公共卫生、社会学、卫生管理学和急救医学等核心内容而组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受到政府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暨南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先后成立了应急管理学院，招收本科生。此后又有多所大学开始培养应急专业或卫生应急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陆续成立的专业组织为卫生应急学术交流活动搭建了重要的平台。2008年11月，我国成立了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旨在规范、指导和提升我国的医学救援水平。此后，在原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的直接倡导和推动下，在2011年正式成立了卫生部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2012年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卫生应急分会，杨维中成为分会的首任主任委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卫生应急研究和实践的70余位专家学者担任委员。
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
“新时代卫生应急不仅要保家卫国，还要走出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2014年3月，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迅速在西非蔓延，仅仅数月，近3万人感染，1万多人死亡。同年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59名（后增至62人）工作人员组成首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出征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
作为检测队队长的冯子健说，首批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累计检测血液样本1635份，占塞拉利昂全国检测量的1/4。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援外行动。
冯子健表示，一方面，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在“地球村”里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没有建立国家公共卫生机构或者公共卫生机构能力薄弱的国家，一旦面对本国乃至全球性重大紧急公共卫生威胁时，很可能因能力不足导致无法控制局面，令疫情进一步蔓延。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迅速，生态环境变化、生活方式变迁令传染病在传播源头、途径等方面更具复杂性，联防联控更显重要与严峻。“因此，卫生应急走向国际舞台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冯子健说。
“我们积极支持并愿意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应急医疗队相关工作，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卫生应急经验。”冯子健说。这些经验和模式包括：完善多部门多区域间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五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和早治疗；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和病原实验室检测网络系统，快速检测能力大幅提升等。
从防控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到有效开展赴尼泊尔抗震救灾卫生应急援外，我国参与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应急行动已实现常态化。我国在成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积累的经验模式和应急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国际认可。世卫组织专家组到韩国评估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的时候曾表示，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全球都应该向中国学习。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