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星月 通讯员 高翠峰
“课题组微信群里，赵老师最后分享的文献定格在9月16日17∶36，离他倒下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11月30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举行的“平凡中彰显伟大——赵振东同志事迹报告会”上，一件件往事勾起了同事们对赵振东的缅怀。
9月16日晚8时许，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振东，受上级委派赴武汉参与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联合检查任务后，不顾疲劳赴长沙参加学术会议，因持续工作、过度劳累，返京途中在首都机场突发疾病倒下。经抢救无效，于9月17日在京逝世，享年53周岁。
“因为一个人，感动一个集体。”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海鹰看来，赵振东留给大家的是一个孜孜以求、不忘初心的科研攻关者形象，留给病原所和医科院的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赵振东具有学者风骨、士子担当。”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的这句评价，是对赵振东人生最好的注解。
“进度太慢了，应该再快一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赵振东立刻投入到疫苗、抗体和药物等疫情防控急需的应用基础研究中。
春节前，他接到北京市科委抗新冠病毒药物筛选任务。而后，他把刚放寒假的学生们一个个召回实验室。“你们要明白，现在是打仗，今年就别过年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自此，赵振东的课题组开启了长达半年、最为艰苦的一段科研生涯。
“其间有好几次，我都累得想哭。”学生王蓓说，“后来才知道，50多岁的赵老师，除去在实验室搞科研，还担任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长，参与紧急起草了五部门《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白天黑夜连轴转，他没有一句抱怨。他总是说，进度太慢了，应该再快一点。”
那段时间，赵振东是实验室里的“打更人”。为了加快实验进展，他总是第一个到实验室，最后一个才离开。
即便在赴武汉参与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联合检查任务后的返京途中，他也不放过一丝空闲。同行的同事、副所长任丽丽回忆，火车上赵振东仍在阅读文献，唯一一次语调高昂，是举着手机说：“这篇最新的文献，我终于下载下来了！”
在科研攻关一线连续工作的200多天里，赵振东带领课题组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新城疫病毒为载体研发多价疫苗，免疫动物后可获得特异性中和抗体，为后期新型组合疫苗研发提供重要数据参考；研发获得高活性抗病毒中和抗体，为临床救治提出组合阻断方案；牵头主持北京市科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等应急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完成抗新冠病毒药物筛选工作；构建国际先进的新冠病毒复制子评价平台体系，为药物和免疫效果评价提供可替代活病毒的重要工具。这些研究为抗击新冠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已经出了不少成果，只是赵老师的要求太高了，总想做得更多。”同事说。
“不读文献，做不好科研”
赵振东热爱科研。这种热爱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
“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他的生活基本没有其他内容，就是课题和与课题有关的一切。”妻子王斌说。
王斌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疫情期间，她一直和丈夫并肩作战。
据她回忆，丈夫离世后，自己脑海里最常浮现的就是他在沙发上改论文、读文献的场景。
“和我这个外行最常说的也是他的课题、他的研究，我搞不明白疫苗研制不同技术路线的区别，他就一遍一遍说给我听。”王斌说，他备课时，担心基础薄弱的学生听不懂，就拉着自己和儿子试讲，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
在同事、学生的追忆中，大家对他的印象出奇一致：地铁上，不再年轻的赵老师倚靠在车厢一角，因为眼花，他不得不摘下近视镜，顶在前额上，捧着手机眯起眼睛研读着一行行文献。
赵振东曾给自己的课题组建了个微信群，他在里面反复强调：“不读文献做不好科研！”
平时，他总会把自己读过的觉得对课题组有益的文献在微信群里分享，很多时候还会附上自己的见解。哪怕是凌晨或午夜，微信群仍会有他的分享，同事、学生从中真切感受到了他的辛劳和用心。
“古人以诗会友，而在赵老师的课题组，同学们是‘以文献会导师’。”学生王蓓回忆，早晨在实验室遇见赵老师，十有八九的开场白都是“昨天那篇文献，你看了吗”。
而这样的敲打，往后学生们再也听不到了。
“我不要模棱两可的结果”
出身河北武邑农村的赵振东总说，自己是做科研的率真农民。他和人打交道喜欢直来直往。工作中，他常因不同技术路线得出的不同科研结果与同事们争得面红耳赤。“我不要模棱两可的结果！”身高一米八几的他，看上去气势汹汹。
听闻赵振东和同事们探讨学术时毫不掩饰地批驳对方，王斌总忍不住提醒他：“振东，你要顾忌他人的颜面和感受。”赵振东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常说，在科研的真实面前，不必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研究在正确道路上推进下去。明明有问题还不指出来，那就是对科学的不负责任！”
“赵老师要求，每一个结论都要至少重复5遍到10遍才可确认。”学生王继说，跟随赵老师学习的4年里，实验所获取的数据，最终用于发表的不到1/10。“旁人可能认为我们进展慢，但我们是为了走得更稳、更远。”
可就是这般粗线条的北方壮汉，当同事们在工作中一筹莫展时，他总能凑上前去出谋划策。
“刚工作时，有篇写好的英文论文我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题目。赵老师细读了文章，提出了一个关键的修饰词，非常适合！”同事任丽丽说，“碰到卡点，不必多想，抄起电话，求教赵老师准没错。因为他是毫无保留、为人爽直、又有点学术洁癖的赵大侠！”如今，赵老师不在了。但当课题组在研究上遇阻时，任丽丽还是会习惯性地脱口而出：“要不打电话问问赵老师？”
“我与赵振东教授在武汉抗疫时有过接触。当时在讨论患者长阳的原因，他一张口就与众不同。”王辰回忆，赵振东教授的想法很具批判性，很有价值。“他的想法基于他的专业积累，基于他对事情真实的感受和思考，没有那么多世俗的考量，我听后心底暗存钦佩。我觉得这恰恰是协和人最真实的特质，是医科院这样的科研单位最应有的科学家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