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磊 首席记者 叶龙杰 姚常房
新冠疫情肇始以来，我国疾控体系经受住了考验，同时，各级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全面提速。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水平，牵动着代表、委员的心。
抓住人才培养关键点
人才队伍培养是提高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30余年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我国公共卫生学院培养的研究生数量庞大，但3年多的新冠疫情防控也暴露出现行研究生培养中的部分问题。比如，那些在研究生培养阶段有过现场实习经历的毕业生，抽调到新冠防控工作时，上手较快，能更多、更快、更有效地参与到新冠防控工作中，发挥了专业技术人员的作用。而那些没有现场实习经历的毕业生，几乎与非专业人员没有多大差别。“加强公共卫生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现场实习，对于强化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意义重大。”
吴尊友建议，应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注重实践类的内容。比如，建立全国公共卫生研究生参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场实习必修课制度，建立全国公共卫生研究生参加公共卫生现场典型案例教学必修课制度。此外，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些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乡镇卫生中心或卫生院，作为研究生参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场实习基地，以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现场实习必修课制度的实施。“公共卫生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课题应当规定，单纯使用现有数据资料进行的数据分析，不能作为研究生毕业论文。同时，适当增加公共卫生研究生培养经费，保证现场实习、现场教学和现场研究制度落实。”
如何提升公卫人才能力，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关心的问题。他告诉记者，我国各级疾控中心目前均为一类事业单位，虽可保障基本的日常运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疾控专业技术部门的能力提升和发展，突出表现为“动力活力不够、人才队伍不稳、能力提升缓慢”。
董小平建议，应探索创新内设或挂牌的预防医学科学（研究）院的绩效机制。“江苏、湖北、海南等地已经先行一步，疾控中心实施公益一类保障、公益二类绩效管理，其内涵主要是在确保公益性的前提下可以对外提供技术服务，用于绩效奖励提高待遇。这种绩效机制可以依托具有预防医学科研（研究）院的国家级和省级疾控中心进行尝试和推广。”董小平说，此外，应突出预防医学科学（研究）院的实体作用，从国家级、省级疾控中心的实际出发，明确科研、教育、科技转化、技术服务、学术期刊等工作作为预防医学科学（研究）院的工作内容，明确人员比例和数量，按照科研机构进行管理。
在“防”字上做文章
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史已经证明，疫苗是人类预防传染病最有力的武器。自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以来，我国免疫规划事业已经走过40多年，而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已多年未有变动。“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优先纳入免疫规划的10种疫苗中，中国尚有4种没有纳入免疫规划，分别是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预防肺炎的PCV肺炎球菌疫苗、预防细菌性脑膜炎等的Hib疫苗和预防腹泻的轮状病毒疫苗。”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章晓联表示，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这些疾病风险就越大，带来的疾病负担也越重。比如，轮状病毒胃肠炎导致的死亡病例90%以上在农村；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是农村高于城市。
为此，章晓联建议，逐步扩大我国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同时加大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的研制投入和生产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疫苗知识的认识，加强健康教育和免疫力科普知识的普及。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可以分级分类逐步扩大免疫规划，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责任划分。比如，在经济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可以由地方财政支出，或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各出一半经费。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成员、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甘胜莲注意到，近年来，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部分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中国居民总死亡人数的近90%，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一方面，“药而未愈、药而未控”现象普遍，造成对医保资金的巨量消耗；另一方面，“宣教难，沟通难，信任难，干预难”，给基层开展慢病综合防控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甘胜莲表示，慢性病重在预防和管理，若利用数字赋能，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基层医疗机构联合，形成全生命周期和重点人群防治康养全链条健康管理医学服务，不仅可以让慢病管理“快”起来，让人民群众得到更优质医疗服务，更对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至关重要。今后，慢病综合防控工作应前移预防战线，运用“大数据”分析科学制定不同生命阶段重点疾病风险的标准化预防策略，推动疾病风险个性化健康管理和预防医疗服务的深化布局。同时，坚持闭环理念，利用人工智能针对生命不同阶段的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开展周期性健康评估，形成健康评估—风险预警—风险管理—风险监测的连续性、协调性全程评估体系，提升健康评估与管理效率。
医防协同，聚焦重点人群
“医”和“防”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两大基础支柱，只有形成协同效应，才能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卫生健康资源的整体效能。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陶仪声表示，当下，医疗和公卫之间资源配置并不平衡。在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问题以及“重医轻卫”等，造成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人才大量流失，进而导致“医疗”和“卫生”两大体系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为此，陶仪声建议，应推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要坚持大健康、大卫生的理念，加快推进健康影响评估机制，逐步促进将健康融入重大政策、重大规划、重大项目中，推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促进医防融合发展；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以疾控体系改革为重点，加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防”的功能，建立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公立医院的公共卫生责任清单，明确考核评价标准，明确公立医院公共卫生职责，发挥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建立多点预警、快速反应机制。
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范先群呼吁，压实学校、医疗机构、家长和学生的四方责任，加强近视防控的三级预防体系建设。为了解我国近视防控现存问题，有效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范先群团队2022年在上海、山东、天津、辽宁和广东5个省（市）对近5万名家长、学生和教师开展了一项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现状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较长，从而使家校环境中的眼健康保护形同虚设；户外活动仍然不足，60%以上的中小学生体育活动尤其是阳光下户外活动未达到上学日每天1小时的标准；不良用眼习惯普遍存在，一半以上的中小学生存在躺着或趴着看书或电子屏幕的情况，随着学龄段的升高，在黑暗处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增多。
范先群表示，87%的受访家长只有在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的时候，才会带孩子去医院进行眼科检查，而一般到这个时候，近视已经不可逆转。他呼吁，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眼健康问题，整合信息平台，把近视防控纳入地方民生大事；加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教医协同、家校联动的三级预防体系建设；在预防近视和早期筛查发现的一级、二级预防阶段，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学校为主体责任方，在疾控部门协助下，加大眼健康教育和筛查力度，做到学龄儿童的全覆盖；在已经患有近视、需要医疗机构干预诊治的三级预防阶段，加大公共卫生资金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