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贝贝 王潇雨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持续严惩暴力伤医、聚众扰医等犯罪，起诉3202人，同比下降29%。”在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医卫组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说，“两高”报告列举的大量数字和实例反映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
委员们普遍认为，惩治暴力伤医、聚众扰医的法律武器更锋利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说，严惩暴力伤医事件是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风向标，是对医务人员起码的尊重，必须准确定义并严格区分“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
“应将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主体列为失信责任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补充道。而在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看来，“两高”对暴力伤医案件中责任人和医闹的惩处力度，要在每一个案件中体现。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也是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患者苦苦哀求医生放手一搏时，也是医生面对风险的时候。”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直言：“医生付出最大努力但仍没能挽救患者生命，家属向医院索要巨额赔偿的事情并不少见。长此以往，没有医生敢救治，最终伤害的还是患者利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爱明说，法医司法鉴定是医疗事故鉴定的途径之一，但一些法医并不太了解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是否可以借鉴医学研究生答辩时的“同行评议”，在司法鉴定过程中综合参考专业医生的评议意见。
“非常赞同。”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接过话筒说：“最高检、最高法可以聘任我们90位医卫界政协委员，作为鉴定、评估的智囊团。政协委员应该为公众分忧解难。”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